【资料梳理】18世纪英国的报刊及出版自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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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壤
出版自由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出版自由指将观点与言论以印刷出版的方式公之于世，在此意义上出版自由是言论自由的重要部分；而广义的出版自由则被理解为新闻自由。
英国第一家印刷所于1476年在威斯敏斯特成立，以印刷宗教书籍为主要业务。大陆宗教改革的思想很快流入英国，承载改革思想的印刷品政府警惕的对象，王室对印刷行业的态度由最初的鼓励转为限制。政府职能的专业化为新闻审查制度的实行奠定了基础，司法体制为审查提供了法律保护，1530 年，王室“为反击和抵制该诅咒的路德教异端在国内的散布” 再次发布敕令，授权官员逮捕非法出版物拥有者并将其上交政务会。该敕令是亨利八世建立“世俗权力控制下的许可制度”[1]的开始，印刷控制权逐渐由教会向国王和他任命的世俗官员手中转移。至1557 年，国内传播媒介全部受控与皇室制定的审查机构，为从机构获得许可的出版为一律视为非法。
在日益严厉的审查制度下，非法印刷也并未销声匿迹。宗教改革在英国掀起了宗教狂热，对新教思想作品的需求刺激了走私和秘密印刷的盛行，同时在日趋复杂的政治宗教环境之下，作为传播媒介的印刷品蕴藏着巨大商机。随着行业的发展与从业者的增加，出版业市场仍局限于英国内部，由此带来了激烈的商业竞争，出版机构开始在利益的驱动下违背政府的限制法令，包括伪造许可证，取得许可证后于再版时加入被认为无法通过审核的内容。
各类非法印刷活动的盛行引起了政府的警戒，后者在十七世纪早期推出了更为完备的印刷规范法令，出版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
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相较于都铎王朝，对出版行业的控制并没有放松。查理一世对出版业实行了更加严格的控制。1637年7月11日，法庭出示了一份涉及出版业的法令。不仅恢复之前出版审查的规定，还进一步加强对出版业的控制，对“每一个违反法令的印刷者，将永远不能再次从事印刷公共，并接受进一步的惩罚”。
在查理二世复辟后，1662议会在查理二世的命令下颁布了第一部《许可法》，以保证书商公会对英国书籍贸易的稳定监管权利，即非公会等级者不得印刷任何书籍、置办印刷机或开设印刷厂。许可法在在1679年被废除后，但詹姆斯二世在1685年再次恢复该法案以巩固王权。光荣革命之后，控制出版的权力开始从王室转移到议会，在1689年的《权利法案》中，法律规定言论自由的主体也局限于议员，而非普通公民：“在议会程序中的言论或辩论自由，不得在任何法院或议会之外的任何场合受到侵犯或质疑”。1693年，洛克针对试图再次恢复许可法案的提议展开了反对行动：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不应该有出版他想说的任何东西的自由”，“冒犯作品的作者和印刷者在出版后被追究责任就足够了”。在1695年，出版许可法正式到期，出版审查体制在英国被彻底废除。
2、报刊，和其发行传阅
在18世纪的英国，报刊得以广泛传播有赖于其越来越广泛的受众——知识普及和阅读行为普及彼时依然成为潮流，《许可证出版法案》废除以后，出版业空前繁荣。根据萨瑟兰的统计，1704年报纸的发行量在230万份左右，1713 年增加到240万份。孟德斯鸠详细描述过当时伦敦出版业的繁荣：“一个人如果从圣保罗教堂广场散步半个小时……可以看见许许多多出售印刷品的商店。他们可以买到民谣歌本，听到街角处民间歌手所唱的最新的政治歌曲，进入咖啡厅能够细细翻阅报纸。酒店咖啡厅成为他们议论政治的中心，俱乐部成为人们聚集的场所。
吴小坤在《近代英国表达自由思想的形成研究》中指出：“只有在英国,‘知识的普及’才发展成为‘大多数人所能够共享的财富’。……在英国，公众较为多元，他们对注意力的分配有着较大的影响，也即是说，世纪的英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公共氛围。”，同时，印刷技术的进步和印刷行业的繁荣，大大降低的书籍报刊的成本，时出版物不再仅是上层社会能够消费的产品，更加适合普通人阅读。
书刊的传播既是知识普及的媒介，也是知识普及的结果，罗亚·保特在《启蒙》中指出：“印刷被证明是启蒙观点和价值普及的重要推动力”，印刷物消费的发展使得“阅读成为这个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
启蒙运动进行到18世纪，已经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公共舆论蓬勃发展，不同阶级的人们可以聚在一起探讨公共事业和启蒙思想，咖啡馆则是18世纪英国最受欢迎的公共领域，十七世纪中期，咖啡馆刚刚进入伦敦，至1715年，伦敦的咖啡馆已超过3000家，对报刊的流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客观条件上则极大程度上依赖于书商的发展和逐渐完善的邮政系统。印刷业最初兴起的时候，拥有政府特许的设备、资金的印刷商完全占据市场主体，是出版业的主要获利者。至17世纪早期，印刷专门化已经基本实现，印刷、出版、发行、销售几个环节已经基本分离。出版许可法废除之后，随着垄断权的打破，原印刷商也面临着空前地挑战。在日趋自由的行业竞争中，书商群体逐渐取代印刷商成为市场主体。书商身兼出版与销售，销售又细化为批发和零售。
18世纪是报纸发展的黄金时期，1702年，英国首家日报《每日新闻》诞生。报纸的时效性和其受众之广泛引起了书商的注意，他们大量利用报刊进行自我宣传，报刊上因此出现了第一批广告。史学家罗格斯称：“书商是第一次广泛使用报刊作为广告的主要群体之一”[5]。
报刊流通性的增强和种类的增加，使得出版市场的地区限制开始被打破。伦敦与英国各地之间开始形成稳定的刊物贸易。一方面伦敦的书商获得了广阔的销售市场，一方面地方书商有了更丰富同时也更正规的进货渠道。这种流通极大地推动了书商公司的发展。1766年,利物浦从事书报生意的公司从1766年的11家,发展到1774的14家,而1794年增加到98家。[6]
邮政系统的建立是报刊在全国流通的另一大主要推动力。英国全国邮政系统在17世纪80年代已然建立，读者可以通过邮局订阅书报。收费公路于18世纪60年代在全国建立，国家财政的政策和补助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报刊流通的道路费用，1785年邮政运输的道路费用被完全免除。《18世纪英国出版业初探》统计，1760年,从各地邮局邮递出的伦敦报纸达多100万份报纸，1782年为300多万份,1792年超过了600万,1796年伦敦报纸的年邮递量达到860万份。
3、咖啡馆
咖啡馆自从在英国出现之后便与信息的传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的咖啡馆通常不仅卖咖啡，人们也在此阅读各式报纸、刊物以及宣传小册子，对从国际局势、政治流言到科学艺术、街头巷议的话题谈论不休。从当事人记录的场景中可以看出，在咖啡馆中对新闻进行讨论这一行为本身的吸引力也远远超过喝咖啡这一行为本身。
新闻，包括正式新闻与流言蜚语，的传播是英国近代早期咖啡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刷物的传阅和信息的口头传播使得咖啡馆逐渐成为一个新闻中心，新闻资料如上文所述，既无门槛地面向大众，又有部分逐渐商品化。十七世纪胡格诺派作家盖伊·米耶热认为，咖啡馆具有某种平等、开放、自由的特征。咖啡馆的这种特性是新闻业发展的沃土，在咖啡馆里，不仅可以找到来自外国的印刷品，也能找到数种印有外国时事的英国本土的报纸，《道德报》就是其中之一。
学者指出，17世纪中叶后的一段时间内咖啡馆和报纸之间存在合作共生的关系。印刷业的扩大推动了书报市场的繁荣，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带来书报市场激烈的竞争。许多报刊发行、阅读、传播的主要渠道就是在咖啡馆。《休闲邮报》中曾刊载启事，宣告有意投稿的读者既可以联系联系办刊人和出版商，也可以联系突厥人头像咖啡馆中的某位先生，而《闲谈者》在的许多报刊栏目以咖啡馆命名。另一则报刊的广告中写到，该刊将从1706年开始征订，“大多数知名咖啡馆及城乡公共聚集地均可订购”[7]。通过这种方式，咖啡馆也被视为伦敦新闻和印刷品消费的典型的公共空间。
咖啡馆的收入中，新闻的商品化也是重要部分。咖啡馆店主会根据顾客的个人喜好为其提供所需的新闻报纸，咖啡馆自己印刷新闻、复印那些不宜出版或被禁止出版的手稿和政治宣传册，并将其出售。
当时有许多新闻工作者就经常聚集于咖啡馆中，收集最新资讯并将其转变为新闻转卖给报刊的订阅者。新闻工作者不负责新闻的核实，因而有大量不实信息在转卖过程中传播出去。然而对新闻即时性的追求，以及新闻出售带来的巨大经济收入，仍使咖啡馆内的新闻业被迅速推动，欣欣向荣。随着出版物的传播越发广泛以及报刊种类不断增加，许多报刊积累了自身相对固定的读者群体。这给咖啡店带来了新的挑战，即若向想不损失大量顾客，那些已经引入咖啡馆的读物不能随意停止进刊，前文引用的论点证明，阅读是大多数顾客光临咖啡馆的主要目的。
4、启蒙一隅
与报刊的发展相伴随的是英国经济自由化的提升和地域间贸易的繁荣，18世纪的出版行业已经在英国建立的相对完整的市场，由于其价格之低廉及受众之广泛，报刊吸引力更多民众参与进这个市场，构建了全国出版物的交换网络，带动着地区间经济和文化的流通性，书刊经营群体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也由此提升。哈贝马斯有言：“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初的英国出现的”。大量的廉价书刊、报纸。报刊为平民提供了解政治事件和自由发表政治观点的平台，使其能更广泛地参与进国家的政治事务。出版自由的推进为民众的政治批判打开了一扇门，启蒙运动所推崇的理性批判得以在平民间广泛传播，并渗透到实际公共事务中去，和政治民主化一同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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